文丨张明（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

文章摘自作者新书《中国攀升：长期经济增长的世界意义》。界面新闻获出版社授权刊发。

在绝大多数社会中，平等都是一项重要的价值观。不论意识形态、历史文化、主流宗教有何不同，当不平等程度扩大到较高水平后，都会严重影响一国的社会凝聚力，进而可能导致经济停滞、社会矛盾和政治冲突。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后果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收入不平等会通过影响消费和增长驱动力来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不平等将会降低社会总消费。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通常会随着收入增加而降低，在社会总需求不足主要是由消费不足所引发的前提下，收入不平等的上升会显著抑制经济增长。在贫富分化加剧时，高收入群体消费增加有限，低收入群体消费显著下降，这自然会降低社会整体消费水平。达布拉–诺里斯（Dabla-Norris）等针对1980—2012年间159个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研究发现，中低收入阶层收入份额的上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反过来，如果收入排名为最高20%的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增加，中期内GDP增长率将会下降。

另一个重要机制则是收入分配对增长驱动力的影响。例如，结果不平等可能会激励“寻租”行为，从而导致经济扭曲和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当顶层收入者的收入依赖于寻租时，他们有动力促使税收等经济政策变得更加鼓励寻租活动，而非更具生产力的活动。在寻租环境下，政府部门也会减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资。此外，收入不平等还可能会影响低收入者的工作态度和效率，从而降低劳动生产率。

其次，收入不平等会降低社会流动性，并加剧机会不平等。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日益加剧，社会中的代际流动性尤其是向上流动更加受到抑制，有才华和勤奋的人更难获得他们应得的回报。斯蒂格利茨（Stiglitz）指出，现在的美国不仅是结果不平等最严重的发达国家，也是机会不平等最严重的发达国家之一，这显然与“美国梦”所宣称的机会平等背道而驰。 科拉克（Corak）提出“伟大的盖茨比曲线”（即更高的不平等与更低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正相关）来描述这一现象，并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解释了代际流动性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一，高等教育回报率更高的国家往往代际收入流动性更差。例如，代际流动性较低的美国的高等教育溢价高达70%，而在代际收入流动性较高的加拿大，高等教育溢价仅为30%。其二，家庭收入水平会影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高收入家庭对儿童的人力资本投资更高，高等教育入学率也更高，这会进一步强化代际流动性下降的格局。其三，公共政策尤其是教育政策的结构性偏向。以教育支出为例，当高等教育支出远高于初等教育时（美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将更有利于富裕家庭并进一步降低代际收入流动性。

最后，长期的高度不平等会加大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近期的研究发现，发达经济体长期的高度不平等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密切相关。背后的主要作用机制有二：一是政府迫于政治压力而增加信贷支持。发达国家不平等加剧引发了再分配的政治压力，从而促使政府放松抵押贷款条件，由此导致信贷过度扩张和房地产泡沫。二是政治游说引发的金融监管缺失。游说和竞选等政治因素所引发的金融自由化既是不平等尤其是顶端不平等产生的关键原因，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条件。

事实上，收入不平等、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自由化、转移支付、债务负担等概念是紧密相连的。其一，政治游说和金融自由化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尤其是美国顶端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其二，收入不平等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内生地提高了中低收入家庭的杠杆率。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更多的转移支付进一步推高了中低收入家庭的抵押贷款和无担保债务。其三，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不断下调税率和利率，使得政府可以通过扩张债务来应对转移支付的增长。其四，低税率和宽松货币政策会引发资产价格上升，这进一步加深了不平等。在上述机制的循环作用之下，贫富差距持续上升，居民和政府债务负担不断加重，而高债务水平往往会带来更高的金融危机风险。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